片名:《家庭、权力与原教旨主义》
类型:美剧
主演:詹姆斯·克朗威,大卫·里达尔,本·罗森菲尔德
语言:英语
导演:内详
上映时间:2019
上映地区: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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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权力与原教旨主义》剧情简介：
Aseem
与以现实政治、外交政策、国际关系的讨论为主，以事实的提示和历史的整理为重点的9·11名单不同，本书所选的著作是从人类学、哲学、艺术史、图像学、性别研究、感情研究等视点来看待9·11事件和“反恐战争”，恐怖活动和艺术创作、冷酷运动、我很在意意外发现克隆技术的关联。挖掘自发性的日常感情下的政治和经济，保护知识分子提出异议的责任，探索与他人和平共处的方法。
1.
《来自本土的异见：9・11文集》斯坦利・哈夫罗斯、弗兰克・兰特里夏篇、2002 Dissent from the Homeland：Essays after September 11。Stanley Hauerwas, Frank Lentricchia.
本书作为《南大西洋季刊》（South Atlantic Quarterly）的特集最先出版，收录了波德利亚（Jean Baldillard）、詹姆斯明信片（Fredic Jameson）、吉泽克（Slavoj）。Žiž包括ek）在内的许多著名学者的9.11反省文。这些学者的讨论涵盖了文化政治、社会、美学、神学和伦理等许多方面，涉及爱国主义、正义、复仇、美国和以色列、伊斯兰教徒与伊斯兰教的关系、美国的历史与记号学、艺术与恐怖、和平主义等主题。主题多种多样，如标题所示，9·11事件后，当美国对上下政治异议的不宽容达到顶峰时，知识分子发出不同的声音，冷静地完成了不被煽动的职责，在谴责恐怖活动无辜平民的杀戮的同时，指出美国应承担的责任，批评政府政策他明确了为了解体灾害后的爱国主义语言，使“反恐战争”合法化的叙事。他反省了对消费文化的袭击的挪用，并追究了中东对美国怀有深深仇恨的理由。这些文章呼吁思考、分析和理解，促使美国脱离民族主义的自负陷阱，积极（警惕、了解、实践）而非被动和战争。
本书的编辑斯坦利·哈夫罗斯是杜克大学神学伦理学教授和法学教授，弗兰克·兰特里莎是杜克大学文学和戏剧研究教授。
2.
《恐怖时代的哲学：哈维马斯与德里达对话》乔班纳·博拉多利、尤伦·哈维马斯、杰克·德里达、2003。中文版于2005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Philosophy in a Time of Terror: Dialogues with Habermas and Derrida. Giovanna Borradori, Jürgen Habermas, Jacques Derrida.
本书是对9·11事件后的乔班娜·波拉多利现代著名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和杰克·德里达的采访。在流行印象中，哈维茅斯和德里达在基本理论立场上观点不同：前者保护启蒙运动及其遗产，后者批判启蒙遗产。前者是“现代主义”理论家，后者是“后现代主义者”。前者追随批判理论的传统，以普遍的人类解放为目标，后者质疑西洋真理的普遍性，强调其历史化、社会化、相对化的学术责任。在“恐怖时代的哲学”中，9·11事件和2人对恐怖活动的对话和讨论远远超过了上述简单的2元框架，表现出丰富的复杂性，哲学解释了现在的力量。
例如，在“宽容”（tolerance）概念的解释中，德里达挖掘了基督教背后的意义和监护人的姿态，消除了普遍的迷惑。在“宽容”的框架下，他强有力地指出，由于他人不被视为平等的伙伴，所以这个概念不适合成为平等世俗政治的基础。德里达取而代之的是提出“好顾客”概念，可以突出个人对他人的责任。在这里，德里达充分体现了他一贯的学术方向：揭开虚伪的客观中立、普世概念和潜在的霸权理念。在这个意义上的解决方案，不但没有减少对普遍正义和自由的追求，反而不断有更新和再生的机会。
与此相比，哈贝马斯试图从伦理和法律的角度来保护“宽容”。哈贝马斯认为，由于这是宪政民主唯一一个接受自由沟通和理性共识的政治局面，所以尽管对“宽容”有很多批判，但只要“宽容”在像议会民主制那样有效的参加式民主制度下实施，那一方面和不足就可以弥补。宗教的不宽容（原教旨主义的表现）在哈佛茅斯看来是完全现代的现象，他把现代性理解为信仰态度的变化而不是具体的信仰内容的变化。因此，原教旨主义并不是简单地回到前现代，而是回应理解并实践宗教现代方式的暴力。另外，在原教旨主义和恐怖活动之间，暴力被居间调停，哈别马斯认为这个过程是沟通的症状。从被歪曲的交流到相互不信任、最终的交流的崩溃和暴力的繁殖。对于这种系统性沟通崩溃的救济措施，要求重建人们之间的基本信任关系，并改变压迫和恐惧蔓延的生存状况。
从哈别鳟看来，恐怖活动是现代性受伤的结果，而德里达认为恐怖活动是现代经验中固有的伤口要素所表现出来的症状。两位学者的讨论无疑是对启蒙遗产的深刻反省：从自我审查开始，坚持不懈地探索建设性的批判观点。
乔班纳•博拉多利是华萨学院（Vassar College）哲学和媒体研究教授。本书的中文版于2005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3.
朱迪·巴特勒《脆弱不安的生命：哀悼与暴力的力量》朱迪·巴特勒，2004。中文版于2013年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Judith Butler.
本书收录了9·11事件后，在美国国内激化的反知识倾向和抑制手段以及响应美国对外侵略行为的Ju迪斯·巴特勒5篇文章。巴特勒发现，恐怖袭击后，美国加强了内民族主义的语言，扩大了监视手段，镇压政治分歧，中止宪法权利，发展审查制度，一方面对外发动侵略，拒绝自身反省，陷入了暴力循环。她指出，长期以来作为特权/例外国家的美国如果遭遇袭击和暴力，不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主权，而是要借此机会从根本上重新设想社会关系和世界共同体。巴特勒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探讨了失去（loss）与暴力的关联，指出个人容易受伤的脆弱性，个人的生命依赖他人/陌生人的必然性，是指把人类的相互依存状态作为世界政治共同体公认的基础的理念和实践。只有这样的恐怖和痛苦才能完全治愈，悲伤和哀悼不会点燃好战的呼声，只限于暴力的循环。不仅仅是9月11日的事件，巴特勒还讨论了对主权权力和治理术、无限拘留权和“无效的生命”、以色列和“反犹太”的污名进行批判的问题。
本书的作者朱迪·巴特勒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比较文学教授。本书的中文版于2013年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4.
《关于自爆恐怖事件》塔拉尔·阿萨德、2007 On Suicade Bombing。Talal Asad.
自杀恐怖活动为什么特别可怕。有以宗教为动机的恐怖活动吗？如果有，它与其他形式的集体暴力有何关联？自爆恐怖活动是不是受“伊斯兰死文化”的驱使呢。宗教人类学者塔拉尔·阿萨德通过“关于自爆恐怖事件”回答了这样的问题。
阿萨德从根本上怀疑了关于西方死亡和杀戮的假设。他指出，比起恐怖分子，现代民族国家更能破坏生命、破坏生活，但他们的合法暴力并未受到谴责。因此，杀戮行为本身以及它所带来的破坏，而杀戮是以怎样的方法、采取怎样的动机，这一点备受瞩目。现代进步主义国家所行使的合法暴力，存在着某种死与“爱”、残忍与同情、敌人与人道主义消亡的结合，恐怖暴力不具备此特性。根据阿萨德的分析，现在恐怖主义和主权国家战争的两部分背后，真正重要的区别在于两者的文明地位。这不是所谓的“文明冲突”（两个不相容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而是对“文明”（对生的渴望）的“野蛮”（对死的追求）的征服。善战胜恶的旧叙事在现在的“反恐战争”中找到了新的表现。阿萨德认为，要警惕塑造和推进这些语言的力量，必须不断地质疑和反省有关道德上的善良和道德上的邪恶杀人方式的假说。
为什么西方会对自杀恐怖事件感到惊讶（同时习惯了战争的合法暴力），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阿萨德的回答是，首先，在公共场所意外的自杀中，人类的身体崩溃，日常生活被打乱，在这样的暴力中的死亡从民族国家的限制中解脱出来。其次，在自由主义身份的承认下，犯罪和惩罚、损失和返还是不可分离的。这对于现代法律的运营极为重要，自杀袭击使这条链条断裂，特别是不能容忍西方的现代主体。第三，自由民主国家必须保持现代的主体性紧张关系（个人自我表现和集体法律服从、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生命的合法破坏、个人生命不可避免的衰退、死亡和政治共同体中不朽的愿望），但突然发生自杀式袭击这些紧张关系有完全崩溃的可能性。最后，对自杀式袭击的感情反应与犹太教-基督教的传统有关，自杀式爆炸没有救赎，只有无意义的死亡。
《关于自爆恐怖活动》这本书并没有吹嘘拒绝一部分暴行，接受其他残忍的行为。本书的目的是明确假设背后的问题，充分搅乱读者的不快和不安，反省自己的观念，与现有的公共语言保持距离。这是因为对于恐怖袭击、战争、自杀式轰炸等行为的规范性道德反应已经预先渗透。
本书的作者塔拉尔·阿萨德是纽约市立大学大学院中心人类学教授。
5.
“艺术与恐怖之罪”弗兰克·兰特里莎、朱迪·马科利夫、2007 Crimes of Art and Terror。Frank Lentricchia, Jody McAuliffe.
杀人犯、艺术家、恐怖分子有什么关系？他们需要彼此吗？在“艺术与恐怖之罪”中，弗兰克·伦特里莎和乔迪·麦考利夫挖掘了文学的创造力与暴力，甚至是政治恐怖的亲和关系。这本书是施特克豪森著名言论911事件后，德国作曲家卡尔海因茨・施特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将世界贸易中心的破坏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引起了巨大的争论——经过讨论经过政治极端主义和前卫艺术运动18世纪末期以来相互促进的历史的出现最后以作者的小说结尾的穆罕默德・阿塔（Mohamed Atta、埃及恐怖分子、基地组织的成员、9・11事件中19位劫机领袖、2001年9月11日上午8:46驾驶美国航空11次航班第一次撞上了世界贸易中心的北楼）和海因里希·冯·克雷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德国浪漫主义剧作家，一生穷困潦倒，不被承认，自杀，作品在背后被认可）。
《艺术与恐怖的罪》明确了在破坏西洋经济和文化秩序、实现“觉醒”的浪漫主义文学理想背后的欲望，这与恐怖的欲望相似。两位作者认为，随着作家和艺术家的权威消失，继承了这种浪漫主义破坏性传统的是犯罪者和恐怖分子。本书通过分析高雅的文化（例如华兹华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孔拉德）和流行文化（通俗电影和小说），明确了制造浪漫主义最核心的艺术欲望--越界/越轨。艺术家希望成为反抗一切压迫的脱轨者、违反制度、推翻一切的越境者。创作越境艺术的冲动接近了实施暴力的冲动。
本书着眼于浪漫主义文化的激进精神，鼓励读者对艺术遗产的流行观念进行反思，旨在挑战艺术总是“好”“良性”的先入为主观念。两位作者认为，追求艺术无法实现的犯罪性的努力一定是失败的。因为文化不可避免地会有保存自己的倾向，所以越境者和越境的东西最终会被纳入商品化和消费主义的理论之中。因此，有必要想象其他的艺术欲望。这种欲望跨越了界限，不求改造，世界不因艺术而彻底改变，快乐地进入了边缘，表明放弃所有激进的社会变革的野心。这种艺术只有最低限度的希望——由于艺术家的存在，当地的文化社区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同的观察方法，并带来一些细微的变化。因为舍弃了政治野心，忠于永久放逐，所以这是以失败和绝望告终的艺术性约定。
本书的作者弗兰克·兰特里莎是杜克大学文学和戏剧研究教授，乔迪·马科利夫是杜克大学戏剧实践研究教授。
6.
《克隆恐怖：从9·11开始的当前图像战争》W.J.T.米切尔、2011 Clonning Terror：The War of Images、9/11 to the Present。W. J. T. Mitchell.
克隆和恐怖活动有什么关系？W.J.T.米切尔从图像学和符号学的角度，分析了隐藏在被称为“克隆恐惧症”（closphobia）的心理背后的一系列焦虑，追溯了克隆和恐怖结合的深刻文化逻辑——这个逻辑在9·11事件后变得越来越明显。克隆和恐怖活动都是图像性概念，充满了意识形态和神话的意义。克隆的形象来自世俗主义对“非自然”过程的焦虑宗教传统是“到扮演神、创造生命、破坏生命的禁忌为止，足以调动整个政治光谱的反感。变种者、复制者、机器人，甚至是（9·11事件后）无意识、无魂、失去个人身份、牺牲自己来执行自杀式袭击任务的许多战士的同义词。”。
米切尔认为克隆有必要在“生物控制论”的时代背景下理解。生物控制论时代是华尔特·本雅明所谓的“机械复制时代”的历史继承者。如果机械复制时代的特征在于流水线工业生产和摄影和电影技术中图像的机械复制这一双重发明，那么到了生物控制论时代，流水线生产不是机械，而是生物和生物工程材料。图像生产也从以往的摄影和电影技术转换成了视频和数码相机的电子图像。简单来说，克隆是信息科学和生物科学的双重革命，“计算机和培养盘”的结合，是生物控制论的代表。
部分多亏了新媒体和互联网的传播能力，现代恐怖活动在生物学的框架中被描述为与传染病匹敌的社会现象，多被比作潜伏的病毒、癌细胞或自我免疫性疾病。恐怖袭击的关键是其背后的心理-生物假说，是产生民众焦虑和恐惧的心理战战略。通过演出相对有限的暴力行为打击了民众的士气，煽动了民族国家的反应。如果战争通过图像和图像的破坏对民众的集体想象力进行攻击的话，恐怖活动主要是在想象方面运营的战术。世界贸易中心的袭击虽然没有军事意义，但却创造了奇观，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伤害。
从这个观点来看，反恐战争的效果可以概括为“克隆恐怖”。反恐战争并不是破坏或减少恐怖分子的威胁，相反，每当宣布要杀死恐怖分子时，很多无辜的人就不得不殉葬。无人机袭击的“附带损失”和成功的正确暗杀一样多。战术的胜利似乎离民主化和“争取民心”的总体目标越来越远。反恐战争使敌人更多、更强、更坚定。通常的战争手段（轰炸、入侵、占领）是治疗恐怖活动这一疾病，还是实际恶化了呢。
本书的作者W.J.T.米切尔是芝加哥大学的英语和艺术史教授。
7.
《恐怖主义部署：冷酷时代的同性恋民族主义》贾斯维尔·布罗尔、2007 Terrorist Assiblages：Homonationalism in Queer Times。Jasbir Puar
美国的“海外”战争和美国的“国内”的冷酷和性别运动有什么关系呢。在《恐怖配置》一书中，贾斯维尔·布罗尔结合了女性主义与冷酷理论、福柯的生命政治、黛勒斯哲学、技术批判等理论框架，运用了政府文件、司法文件、电影电视、民族杂志材料、冷酷媒体、社会活动组织宣言等多种材料明确了“反恐战争”背后的文化政治。冷酷的运动挖掘了民族主义、人种主义、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共谋重新部署的过程。
另一方面，9·11事件后，美国的战争机器的运转需要“进步和正义”的伦理标语，LGBTQ+运动也被募集，参加了爱国主义的实践和展示。巴布亚认为，将同性恋等性少数集团纳入国家项目是很重要的，现代民族主义依赖于将少数集团（不平等地）纳入政治体制，以“进步”的主张支持军事扩张。性少数集团成为“文明”的新标准，其他社会以此为基准受到高度评价，成为美国的制裁/打击对象。
同时，北美同性恋社区的内部重组正朝着白人至上主义、世俗主义、亲资本主义的方向展开。自由主义政治将一部分“正确”、“良好”、“符合规范”的少数性主体向民族国家吸收，将他们从死亡象征（艾滋）转变为与生命力/生产力密切相连的主体，制造某些“同性恋本位”（homonormativity）。但是，巴布亚指出，这种同性恋主体的吸收很脆弱，依赖于东方主义对恐怖分子集团的生产，“同性恋本位”的兴起是改变了的种族主义普遍渗透到身份政治中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的“多元文化主义”实际上是“白人优越的共犯”。白人主体的“解放”以其他性别化、种族化的集团为代价。例如，9·11事件后的古典教徒、伊斯兰教徒、阿拉伯人，多被怀疑是“恐怖分子”，被拘留，或被驱逐出境。长期以来，美国有着基于白人异性爱的价值观的意识形态，但现在“后来居上”的同性恋意识形态，并不是实质上复制、颠覆了前者狭隘的人种、阶层、性别、民族观念。
“恐怖部署”是美国军国主义的全球扩张、美国的冷酷政治的内部配置、更广泛的社会治理化（特别是针对被人种化的少数民族）--交织在一起，向读者展示了现在同性恋民族主义所处的网络。
本书的作者是罗格斯大学的女性和性别研究教授。
8.
“伊斯兰教徒的女性需要被拯救吗？”莱拉·布卢德，2013年Do Musim Women Need Saving？Lila Abu-Lughod.
本书业已成为讨论伊斯兰教徒世界女性和性别问题的必读书目，其行文流畅，语句通俗，对学术界以外的读者群也有很大影响。9·11事件后，对西方伊斯兰教徒女性的“救济叙事”随处可见，也被用于为美国入侵阿富汗开辟道路。在西方，伊斯兰教徒的女性作为完全的“受害者”出现，唯一（或最主要）的加害者是伊斯兰教徒的男性和“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教徒的女性的“救济者”是高举白人自由派的女权者和此旗的美国军队。另外，长袍和头巾等伊斯兰教徒的传统服装，因为违反了“自由选择权”，所以和宗教·父权制的压迫直接同等对待。
通过对政治语言和大众文化的批判性分析，阿布卢德彻底驳斥了这种框架。她把提供侵入和介入合法性的“女权主义”称为“帝国/殖民地女权”，明确了帝国背后的傲慢和殖民地心理状态。她通过分析欧美社会所穿的规范性语言，突破了西方流行的“自由选择”的思想体系的迷惑，表明了身体覆盖/穿特定的衣服和个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她在寻求9·11事件的解释时，反问为什么（界限分明，内部同质，静止不变）“文化”的概念与恐怖活动最相关，成为最重要的解释要素，不是地域历史、地缘政治、政权交替和全球化等因素。为什么伊斯兰教徒的女性受到的压迫主要来源于宗教（“伊斯兰”）呢。为什么阿富汗女性的身份、年龄、人种、阶级、具体宗教背景的复杂差异会抱有相同的愿望，被压缩成面对同一个未来（被西方拯救）的相同印象呢。
提出这些问题的不是为了压迫找借口，而是更负责任地考虑伊斯兰教徒女性的生存状况和权利问题的起点。通过对动摇自由主义价值的道德确定性、“权利/人权”框架的普遍性（随时有可能转化为霸权）提出疑问，阿布卢哈德回到了有经验的现实，对穆斯林女性的苦难和痛苦，其真正的根源是什么我希望考虑如何有效地改善她们的立场等一系列问题。她以自己在埃及贝都几十年田野的经历，摹写了穆斯林女性的日常生活——她们的梦想、欲望、愤怒和失望、她们的幸福、虔诚、主体性和坚韧。阿布卢哈德反省了社会科学（人类学）普遍化的方法和“文化”的分类倾向，对“宗教”、“父权”、“构造”、“能动性”、“选择”、“自由”、“主体”、“抵抗”、“解放”等大话赋予了具体的意义。
本书的作者莱拉·阿布·卢德是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
9.
《感情的文化政治》萨拉·埃哈默德、2004 The Cultral Politics of Emotion。Sara Ahmed
“感情的文化政治”不是讨论9·11问题的专业书籍（书中2章直接与9·11事件有关），但是本书的感情政治视点对于理解9·11事件，特别是其结果和效果非常有用。爱哈默德的基本观点是，感情不是个人心理状态和身体特征，而是社会文化实践。身体通过感情和流行的意识形态一致，感情的文化政治通过将一部分身体边缘化来制造他人。感情具有物质性，通过集体政治和社会联盟，这种社会力量体现在政治和社会运动中，甚至可以创造国家身份的认同感。与大多数探究“感情是什么”的理论家不同，艾哈德着眼于“感情做了什么”，即感情的“工作”和物质的运营过程。它是如何“制造”、“塑造”的，我们的身体反应和面对他人的方法，如何在主体之间“滑动”、“循环”的呢。
在对9・11事件进行具体说明时，艾哈默德详细分析了“恐怖”（第3章）和“厌恶”（第4章）的感情政治。以“恐怖”为例，恐怖并不是发自内心，而是转移到物体或他人身上。恐怖的存在是为了确定身体的关系。恐怖作为感情经济发挥作用，并不是在特定的物体或记号中积极存在，而是在记号之间和身体之间滑动。在恐怖的空间政治中，一个常识性的假设是，最脆弱的人最害怕，恐惧可以看作脆弱的“合理反应”，脆弱的自己被认为是一部分人的内在品质或特征。但是，艾哈默德分析，对于危险的焦虑与受害程度无关，“最没有危险的人最害怕”。在9·11袭击后的美国，由于恐怖的直接对象的丧失，恐怖变得越来越可怕。人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害怕什么，也不知道是谁，整个世界都面临着危机。
而且，恐惧并不是限制所有身体的流动性，而是通过一部分身体的运动来限制其他身体的运动。虽然西方主体的身体流动性在9·11事件后被认为是受到威胁的，但是作为对恐怖活动的应对，西方国民得到的最直接的行动指示被概括为“继续日常事务”、“去旅行”、“去消费”，被认为是拒绝成为恐怖袭击受害者的勇敢姿态。但是，实际上维持了世界经济中资本的流动性，一部分资本和机构的流动是自由和文明的标志。另外，恐怖是再动员的根本根据。通过“爱国主义”的斡旋，恐怖通过把一部分身体交给集体承认来占据更多的空间，使之参加美国的扩张和侵略。
如果恐怖是保护资本流动性和动员一部分身体的话，那么同时又会抑制谁的流动性呢。什么样的集团的脆弱性被忽视了呢。9・11事件后，被怀疑是“恐怖分子”的人都被拘留，拘留权扩大了。但是，这显然并不意味着任何人都受到同样的影响。种族化的识别和定性过程，使来自中东和南亚的人们、阿拉伯人、伊斯兰教徒移民、难民、所谓的“亚洲人”，甚至是“东方人”成为高风险的人们，遭遇了无端的猜疑、告发和拘捕。
对于研究9·11事件和美国反恐政治的感情反应和物质结果，“感情文化政治”对感情政治和感情经济的探讨具有启发性。正如加拿大哲学家、社会理论家布赖恩·麦西米（2010）所说，袭击后的美国认为自己陷入了恐怖袭击的威胁，“威胁”来自未来的情感/感情现实：如果我们感受到威胁，威胁已经存在，永远存在。从情感的角度来看，威胁是自己的原因，不是实际的对象，而是通过捕获潜在的对象来使自身动作。“反恐战争”时代美军的“先发制人攻击”，创造出了声称是瞄准目标的客体，不会发生“虽然没有显示威胁存在的现实证据，但是如果我们不先发制人攻击，就一定会制造威胁”的逻辑矛盾。威胁在那里获得了优先的政治场所，给予了“先发制人的行动”环境权力。该权力不要求实际操作客体（也不存在实际的客体操作），着重控制感情，创造生命-环境。这一定是正确地描写了“反恐战争”时代的人们所经历的（至少一部分）现实。
责任编辑：伍勤…
